杠杆交易5月17日内阁会议后不久

1922年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对于研究者而言虽然耳熟却未必能详，因为以此为题目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过去部分观点认为，直皖战争结束以后段祺瑞下台，张作霖即代替前者，被日本当做了新的在华势力代言人。但是通过梳理史料可发现，这一观点尚可商榷。因为，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陆军而言，张作霖与段祺瑞有着不同的合作价值和意义。段祺瑞是以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友国领导人的身份，从日本政府获得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援售的。对段祺瑞的援助是日本政府构建中国之亲日政权这一对华策略的体现。相较于此，张作霖作为中国的地方势力，在1924年之前较少从日本获得实际的援助。日本政府将张当作中国的众多军阀之一来看待，多年里对他向中央政界伸展势力的行为都持消极态度，所以张作霖在日本政府眼中的地位不能和段祺瑞相提并论。日本政府对张作霖的消极态度，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1921年日本政府对张之态度及东三省兵工厂问题

日本政府早在原敬内阁时期就确定了对张作霖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成为此后数年间日本外务省对张作霖态度的根源。1921年5月17日，原敬内阁决议表示：

毋庸置疑，张作霖现在的企图是在维持其东三省势力的同时，向中央政界伸展势力。最近张作霖屡次向我帝国文武官宪表示希望获得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援助，针对此人今后之活动，我帝国在态度上须有最为慎重之考量。大体而言，如果张作霖是想要巩固其在东三省之势力，充实其军备及内政的话，我帝国可给予直接或间接之援助。但是如果他想要实现自己在中央政界之野心，我帝国当不予援助。此后当以此方针为基础，制定适当之对张策略。另外，应使我帝国在华官宪以适当之机会，向张彻底表明我国之真意。为便于帝国官宪与中央之一致联络，具体方策如下：1.帝国对张进行援助的主旨在于，并非对张个人的援助，而是对掌握满蒙实权者的援助，目的在于确定我国在满蒙之特殊位置；2.帝国从西伯利亚撤兵之际，诸如中东路问题、满蒙政策问题、朝鲜统治及治安问题、中俄及日俄边境问题等都需要和中国方面商量，而中国方面接洽者自然是张作霖。为圆满解决上述诸问题，必须让张对帝国抱有好感，从这一点来看，我方有必要给张援助以防止其在满蒙失去了势力基础；3.在武器供应方面，列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所以帝国终究不可能给张以武器援助，但是可以让他设立兵工厂自给自足；虽然帝国不吝于进行财政援助，但是经济借款或者合办投资等形式的援助，一定要避免遭到列强的猜疑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嫉妒；劝慰张努力于中日经济合作的实现，例如在土地租借、矿山森林经营等方面进行中日合作，若能实践所谓共存共荣的本义，东三省财政自然就会丰富起来；4.要确定帝国在中东路的方针并达成其目标，特别是中东路南线改筑的问题，必须要使张作霖了解到，该计划能够促进张控制下的南北满洲的交通自由，能够实现中东路同京奉铁路的直通联络，将便于南北满洲军队的集中。亦即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向张说明改筑中东路南线的好处。通过张说服中东路铁道厅进行南线改造并实现我国的中东路借款计划。

从该内阁决议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拟对张作霖提供一种有条件的援助，即以限制张作霖将势力发展到中央政界为条件，援助其进行东北内部的政治经济建设。具体的援助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帮助张作霖进行东三省兵工厂的建设，二是以开办合资企业的方式对张进行财政援助。后者与其说是在援助张作霖，不如说是在伸张日本权益，援建兵工厂一项则是池井优等学者认为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得到日本援助的依据。但是，5月17日内阁会议后不久，日本外务省即对外否认会在兵工厂建设方面援助张作霖。实际上，东三省兵工厂在建设过程中，也确实没有得到日本的特别援助。

东三省兵工厂的前身为张作霖在1919年开办的奉天军械厂，1921年10月改建为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建成以后，采购的器械、招聘的技师来自很多国家，建厂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东三省内部。根据关东厅警务局的报告，兵工厂的炮弹制造科、弹丸制造科、火药科的器械都是从俄罗斯和意大利进口的。在人员方面，兵工厂技师既有中国人、日本人，也有丹麦人、英国人、美国人等。如山炮制造科的6名技师来自丹麦和德国；迫击炮制造车间技师5人全部来自英国；而记录在案的日本人技师只有炮兵大佐佐藤勇三郎、炮兵中佐松井常三郎两名。在财政资金方面，“工厂设立之时投资经费300万元，奉天出其半数，吉黑两省各担其四分之一”，其后建设经费不足，“陶氏自军械厂经费中划拨100万元，再由吉黑两省各分担45万元”。可见，在资金上，也没有日援的痕迹。另外，根据日本军方的调查，1924年初东三省兵工厂能生产的日本军火只有两种，一种是三八步枪子弹，一种是日本野炮炮弹，而生产的德式军械既包括步枪弹和炮弹，也包括德式山炮和毛瑟枪。此时生产的日式子弹、炮弹，在技术上也难见到日援痕迹。所以，至少在1924年之前，张作霖在建设东三省兵工厂过程中并没有获得过日本的特别援助。

东三省兵工厂从日方获得实际援助，要到1924年后半期才开始。1924年2月前后，张作霖准备扩建兵工厂，由于日本一直以来不向兵工厂提供实际援助，而且日式步枪口径太小杀伤力不足，所以在扩建计划中，张准备减少日本军械的比例并增加德式军械比例。日本陆军获悉后认为，如果张按此计划行动，将会大大缩小日本对奉军的影响力，因而表现出一种焦虑。为应对这种情况，日军便开始向东三省兵工厂提供步枪、机关枪、野炮、榴弹炮等武器的制造图纸。根据日本陆军省档案，1925年2月，陆军参谋本部通过张作霖的顾问松井七夫向兵工厂提供了三八步枪、大正三年式机关枪的制造图纸；1926年又通过松井向兵工厂提供了大正四年式十五厘米榴弹炮、大正四年式轻机关枪制造图纸。截止1927年，参谋本部向东三省兵工厂提供的武器制造图纸达到了90种，提高了东三省兵工厂的军械制造能力。另外，1924年以后，日本陆军已经确定了秘密援助张作霖的政策，所以此时对于东三省兵工厂的援助才多起来。

二、张作霖战前求援及日本陆军的回应

张作霖并没有因为日本政府5月份的内阁决议而放弃请求日本的援助，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前的一段时间里曾不断向日本求援。1921年8月22日、23日，张作霖先后约谈日本驻奉天领事赤塚正助和特务机关长贵质弥次郎，以吴佩孚威胁奉系安全和日本在东三省利益为理由，向日本请求军火援助。会谈中赤塚和贵志表示，日本内阁已经决定不对张进行军火援助，但是二者持个人之援张态度，因而计议出变通之法，即将武器零件运抵奉天后由奉军自行组装，并表示会向日本政府提出相关请求。25日夜，张作霖再次约见贵志弥次郎，告知所需军火的具体数额。贵志再次表示会尽力斡旋相关事宜。此后不久，贵志向关东军提出报告，请求援张。关东军将之转告陆军中央，并提议将日军押收于西伯利亚的协约国武器提供给张作霖。陆军省接到贵志的报告后，在9月2日和9月22日同外务省进行了商议，但外务省人员表示：“当年外交团决议禁运，禁运范围很广，甚至包括军用饭盒都不行。此前美国商人偷偷向广东运军火，我帝国还进行了强硬抗议，所以此时我方之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此次会谈后，陆军次官在给关东军参谋长的电报中就此事表示：“由于禁运协定的原因，我们无法向张提供武器援助，即便是制造军械的机器、零件，也无法提供。”外务大臣为防止驻华使领馆人员再帮助张作霖，特意在9月27日给驻奉天领事发送电报：“贵官与张作霖在8月22日的会谈，我处已经通过陆军知晓，对待援张问题，贵官当取非常慎重之态度。”

日本政府的拒绝并没有使张作霖灰心。10月20日，张作霖再派町野武马前往东京分别同外务省情报局、外务省亚洲局进行交涉。此前，张作霖以防御直系入侵为名向日本请求援助，这次武器援助交涉的名义则是打击土匪、维护东三省治安。面对张作霖的请求，情报局长伊集院彦吉向町野表示，直接进行武器供给的话肯定不可能，但是可以尝试向外交团沟通，并说明武器用途，或者模仿1920年的间岛派遣队的形式，在奉天某地向张秘密交付武器。随后，伊集院彦吉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报告了同町野之间的此次会谈，并请求内田定夺。对此，内田表示拒绝援张并详细解释了拒绝的原因：“此前5月17日阁议引起了张的误解，政府并没有帮助张作霖援建兵工厂的意思。所谓运输武器零部件或者半成品到奉天使其自行组装的方法，无异于向其提供军火援助。具体而言，1.援张违反国际协定，必遭到各国非难；2.张要进军关内和直系作战，扰乱中国全局；3.张表面上说同日本亲善，但实际上却在整理中日在满洲的纠纷材料，并拟将之提交到华府会议上；4.援张必然会被曝光，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列强的指责。所以，拒绝对张的援助。”

1922年1月，张作霖三度向日本求援，这次祭出的理由是直系有排日倾向，希望以此刺激日本对自己的态度。1月14日，张作霖的代表于冲汉访问赤塚正助并表示：“吴佩孚此次拟推翻内阁，派自己人取代东三省官员。直系此次标榜排日，维护英国利权并获得英国援助之行迹历然可见。所以直奉之争并非单纯的内政之战，而是排日和亲日之战……奉系已经获得直系以外多省的联络支持，最终胜利必归奉系，只是我方弹药只足支撑四个月，不足之处，还望日本施以援手。”虽然外务省要求持慎重态度，但是赤塚依然持援张的态度，他随后向外务省发电报称：“于冲汉所说奉直之争并非单纯的内政之争，不是没有道理……奉直绝难和平相处，此际我国对张进行武器援助，说不定反而能防范战争于未然。”同时，张作霖还派其军事顾问本庄繁和町野武马前往北京，向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游说。小幡秉持外务省的既定方针，表示“此事需要谨慎处理，希望张作霖能够以自重之态度避免战争的发生”，表明了其对援张政策的反对。

张作霖还将自己的意向告知日本陆军在华人员，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原本就持援张态度，此次听闻张作霖提到的“吴佩孚背后有英美支持……直奉战争是亲日派和反日派的战争”等话语，更受刺激，极力主张援助张作霖。驻华使馆武官东乙彦在向陆军省的报告中称“英美的阴谋政策就是利用吴佩孚及其偏狭的排日主义一扫日本帝国在中国之势力，我帝国必须支持张作霖以压制吴佩孚及英美”；关东军参谋长河合操向参谋本部表示“英美与直系合作努力驱逐在华日本势力，将会使我帝国在华权威失坠，更有彻底颠覆我满蒙政策之虞”；贵志弥次郎急电陆军次官，称“此际帝国政府急需以某种名义运送武器给关东军以对张进行后援，万不得已的场合甚至需要直接援助张作霖……此际援张实关系到帝国之存立”。这一阶段，在众多的驻华陆军人员中，只有坂西利八郎反对援张。坂西在给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电报中表示：“无论张作霖现在如何恳求，我方也不要表示支持之意，否则不仅会引发难测的祸乱，还会威胁我国在华之地位。此际，唯须张作霖绝对之自重，我方应指导他不要和吴佩孚发生矛盾，引发吴对北京政府的无意义攻击。”坂西同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关系亲密，其同外务省一致的观点对参谋本部发生了相当的影响。那么，针对张作霖这一轮的求援，外务省作何反应呢？

1922年1月19日，外务省在给赤塚正助的电报中严厉申斥了赤冢的态度，并给出了反对援张的几点原因：“1.张作霖在国内国外都不受欢迎，从华府会议的情况来看，将来他的地位颇值得怀疑；2.援张以武器将有风险，以剿灭马贼为借口肯定不会被人相信，而且张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肯定到处宣扬说日本在背后支持他，到时候不仅张的政敌，全部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要指责日本。更严重的是，支持张可能会引起日本和英美的对立；3.张作霖虽然标榜亲日，但是从其实际行动可看不出来这一点，他不过是为自己打算，并非从心底里亲日。另一方面，吴佩孚也不一定就是排日的，看以后他对日本的行动才能知道他是亲日排日。现在吴是中国一方诸侯，援张必然引起他的反感，所以暂时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4.对张进行武器援助的话就违反了对华武器禁运协定，而且违反了我们一直宣称的不偏不党政策，此际没有变更这一政策的必要。”基于这样的原则，外务省对来自奉天讲武堂的教学用具购买申请都表示了拒绝。1922年1月中旬，张作霖通过泰平组合向日本申请购买鹤嘴镐、十字锹、山锯、燕尾锤等杂项军事教学用品，对此，外务省在给予拒绝的电报中指出：“无回应此请求之必要，一旦回应，其必夸大吹嘘从日本获得之援助，引起更多的麻烦”，“此拒绝并不在于用品之数量问题，而在于根本之主义问题”。由此可见此时外务省拒绝援张态度之坚定。

但是，此际陆军驻华机关人员接二连三为张求援，令外务省极其担心。为了防止陆军私下援助张作霖，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专门向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发送了一份通牒，语重心长地表示：“此次中国时局巨变，影响国际关系甚多，日本应该保持绝对不干涉主义，采取不偏不党的态度对待中国情况，根据华盛顿会议精神采取行动。但是不幸的是，历来英美都有一种印象，就是张作霖背后有日本的支持，而部分日本人的印象是吴佩孚背后有英美的支持。结果很多人都以为日本和英美在中国对抗，这于帝国大为不利，面对此种微妙之局面，帝国应该和当地诸机关进行商议，毫无隔阂地推行一致的政策，望陆军外在机关切莫任意行事。”表达了外务省对陆军可能私自援张的警惕心。实际上，此际外务省不仅不支持援助张作霖，甚至还要求小幡酉吉代表日本向吴佩孚接近，疏通彼此，以减少吴佩孚之排日感情。但小幡在给外务省的回电中表示：“吴佩孚和英美关系很近，此际我国着急向吴佩孚靠近的话，只会招致吴佩孚的轻侮，颇为无趣。”虽然未能在直奉战争之际加强同吴佩孚的联系，但是由之亦可看出外务省此时对直奉战争、对张作霖的态度。1920年代初的外务省在对华政策的话语权上，已经形成了对陆军的一种压制态势。外务省反对援张之态度如此坚决，使得陆军中央不能不有所顾忌。

从1921年10月前后的事情可以知道，陆军中央对张作霖多少是有一些“同情”的态度的，但是日本政府拒绝援张的态度使之颇为踌躇。恰在其犹豫之际，1922年1月间，天津驻屯军司令向参谋本部发送电报称：“此前于冲汉表示直系军队四五万人正在向保定集中，为确定该情报，我方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该消息完全是虚报，保定附近只有第二十六师的一营和警备队一营，正定和涿州附近也只各有直军的一个独立团。吴军集中的情报是张作霖为了获得日本的后援而故意宣传的虚假情报。”这一消息无疑让陆军中央对张作霖的行为产生不满，此后对于是否援张问题一直保持沉默。直到4月23日，也就是直奉战争爆发前夕，陆军中央才针对张作霖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并向各驻华军事人员下达了指示：“张作霖拟入关压制吴佩孚之野心已经非常明了，向我方求援军火及军费，对我并无益处。援张并引导其在满洲之发展为我帝国重要政策，但绝不应迎合其虚荣之野心，故此际我帝国要尽力抑制其不自然势力之扩张，使之着力于满洲自体之发展……尽力避免向张提供物质援助，但又不能让他感到日本力量之不可依赖，所以我奉天官宪有必要对其说明不可能进行物质援助之理由，例如列国如何限制武器对华出口、日本国内金融如何不景气等。”所以此时日本陆军中央对于在直奉战争中的援张方针，已经表示出明确的反对态度。

此后，日本陆军部分驻华人员还在努力向陆军中央请求援助张作霖，例如在战争状态结束后的5月19日，贵志弥次郎还在通过关东军向陆军中央发电报请求：“一、让大阪泰平商会出口手枪子弹制造器械给张；二、以最低的价格贩卖；三、日本政府默认此种举动并支持其秘密输送。”陆军省回复“前述请求绝对不可能”。5月20日，陆军省还向关东军发送了前一天的内阁决议，以进一步杜绝关东军向张作霖提供秘密援助的可能性。该决议为：“中国时局混乱，直奉对立，我帝国对华之态度为国际所注目。能否继续我们既定的不干涉方针，是我国国际信义的试金石，同时也是我国将来能否在大陆和平发展的岐点。因而，此际，我帝国在南满之官宪应当特别谨慎，万一当地文武官员或者居留民违反了此方针，将会给中国人以及国际留下恶劣印象，对我国无益。帝国政府在此事态之际，要以向来的不干涉政策为根本方针，敦促各位官员注意：1.租借地外邦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应该交给中国政府负责，租借地内的应该交给警察负责，尽量避免动用军队；2.不允许铁道附属地和租借地内有任何的交战行为，如果危害到了附属地安全，就拒绝军队从附属地通过；3.禁止满铁进行同交战有关的铁路输送工作；4.我国在满驻屯军的任务是维护铁路沿线警备，禁止出现同中国交战军队的任何交涉，尤其不要对某方部队给予偏袒，以免遭到误解。”至此，日本政府与陆军中央已经一致断绝了援张的可能性。

三、战争结束后陆军的对张政策与“西伯利亚收押武器丢失事件”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的失败结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日本陆军早先对张作霖“从该人之阅历及人望来看此战结果不容乐观”的判断，但张失败之迅速却大大出乎日本陆军的预期而使后者颇为失望。为此，直奉战争结束后日本陆军中央原本存在的对张的“同情”更行减少，而对于中国之整体政策也不得不有所调整。1922年5月27日，参谋本部起草了一个名为《帝国对奉直战后中国时局之态度》的文件，倾向于外务省一直所标榜的“对华不干涉主义”，这在近代日本陆军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该文件内容提到：“帝国对华方针之不偏不党、不干涉内政这两大原则无需变更，此际帝国当努力于本原则之实现，在阻止列国对华野心的同时，引导中国一般舆论，确立和平发展之基础。1.面对中国继续之内乱，坚持不偏不党、不干涉内政之方针以昭信于内外；2.对张作霖继续不给予援助以免引起误解而被排日者利用；3.承认中国为政者之地位，但不可荒废对其之监视接触，引导中国舆论、致力于宣传；4.尊重国际协调精神，高唱大义正论，阻止列国之对华野心；5.为进一步获取在华权益，设立统一之开拓机关。”针对张作霖，该文件强调：“无论谁来取代张作霖，都不会无视我国在满蒙之地位，因而以列国协调为基础实现我满蒙之政策即可……直奉战争结束，中国政局为极端排日之吴佩孚所左右，有人认为应当援助张作霖，以对抗吴佩孚及其背后之英美，我方对此难以认同。盖我国在华势力雄厚，执政者无论是谁皆不会无视我国利益，中国之亲英美者并非全部，排日者亦非全部，此际我国只需坚持华府会议精神，秉持堂堂正正之对华政策即可。”陆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对张的态度显然回归了理性，认识到了抑制张出关争霸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因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张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物质援助，直至经过了1923年中苏关系变化、中国国内排日运动、国际对华共管等多重事态后，才在1924年重新开始对援助张作霖表现出积极性。

在无法获得日本援助的情况下，张作霖还尝试通过一些日本商人获取武器。例如直奉战前，奉天军代表曾经同日本天津茂木洋行商谈，让后者购买日本陆军旧枪械转运泰国后，再从泰国转卖到奉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双方未能签订合同。再如，战后的1922年6月，奉军同铁岭日商日升洋行商议获取进口武器；同月，张作霖在滦州同石本权四郎商谈进口价值400万日元的日本武器，后者以来自海参崴之废弃武器充数，以至双方未能达成交易。此类的交易尝试在直奉战争前后尚有多次，但是都未能实现。不过，1922年8月发生的“西伯利亚收押武器丢失事件”，成为当时舆论界热点，使各界普遍认为日本陆军存在秘密援张的行为，并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研究。

所谓“西伯利亚收押武器”是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亚时在海参崴监押的武器，这批武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类是从东西伯利亚收缴的旧沙俄及白军的武器，1921年被集中于海参崴，共计约30万吨；一类是捷克军团在1920年从海参崴撤退时留下的武器，分装于19列火车车厢内。日本派遣军在捷克军团撤退时，曾与之达成协议，为之看管遗留武器。1922年6月，日本在西伯利亚的驻军代表在与远东共和国代表谈判的长春会议上，交涉了上述武器的处理方法问题，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就在这时候，社会上流传日本派遣军将收押武器转卖给张作霖的传闻。为此，捷克在海参崴的官方代表要求检查日军收押品，结果发现装载着武器的19列车厢已经被调换，收押武器不翼而飞。捷克外交人员随后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并要求日本赔偿85.6万元的损失费。日本媒体在9月24日曝光此事，随后的报道列举了张作霖从7月到9月之间从俄国远东地区经由绥芬河向奉天大量运输武器的数据，其中包括9月初张作霖从海参崴运回32列车厢军火的例子，据此断定日本派遣军私自将收押武器转卖给张作霖，并企图使张作霖和白军合作，在东西伯利亚和“满洲”建立一个有利于日本的军事缓冲地带。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主要报刊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舆论界趁此机会抨击日本军阀不顾国家信义、推行双重外交。期间，中国的《大公报》《申报》也先后在10月8日、10月15日转载了日本媒体的报道。北京政府在10月12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指责日本违背华盛顿会议精神，刺激中国内乱。

该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外交公信力，日本政府严令陆军省对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派遣军第九师团步兵少佐原净一负责收押军火，在1922年1月私自将19列车厢军火转让给俄国白军将领米哈伊尔。为此，日本陆军召开军事法庭对原净一进行审判，最终判处其一年有期徒刑。这一点显然是陆军为维护高层的脸面而撒谎，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陆军少佐在没有上级的支持下，胆敢私自转让大批武器。但是日本派遣军真有将武器转卖给张作霖吗？根据日本外务省所留下来的原始档案，可知此事并不属实。第一，从“满铁”的铁路运输记录可以肯定，张作霖确实在1922年8月5日到8月12日之间，从北方进行过三次武器运输。但是这三笔武器分别由黑龙江督军府、哈尔滨护路军司令部、绥芬河镇守使处获得。此外张作霖还通过其他途径，从俄国远东地区获得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很难说是直接来自于日军的收押武器；第二，关于媒体所报道的32列车厢军火的问题。实际上1922年8月底，从海参崴经过绥芬河运出的32列车厢货物并非武器，而是俄国红十字会提供给齐齐哈尔以及满洲里俄国难民的援助物资；第三，日本陆军中央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已经决定不对张作霖进行援助，且华盛顿会议参会国多次强调禁止向中国出口军火，陆军此时并没有合理的动机向张作霖提供大规模的武器援助；第四，1923年到1924年初，张作霖多次向日本请求武器援助，都未成功，直至新任关东长官儿玉秀雄在1924年初上任，张才以出让东北利权为条件，与后者达成武器援助的初步协议。如果张作霖在此前有大批武器入手的话，应该不会与日方达成此种协定。所以，即便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日本陆军也没有对张作霖采取过特别援助的行动。

结论

直皖战争结束以后，张作霖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当做段祺瑞的替代者来看待，而是被看做是一个地方军阀，对日本有利之处即在于其能够维护满蒙的安定。因而，对于张作霖向中央政界发展势力这种必然会影响到东三省稳定的行为，日本政府并不给予支持，而且在华盛顿会议以后更加坚定了这种不支持的态度。为坚持这种态度，日本外务省压制了陆军驻华人员援张的念头，在东三省兵工厂建厂问题、对张武器输出问题上，都没有向张作霖提供援助。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过程中，陆军中央在搜集和了解了中国方面的相关情报后，对张作霖也抱以理性态度，最终在战争爆发前拟定的对张政策草案中，明确了对张作霖不予援助的方针。迅速结束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及张作霖败北的结果，使外务省和陆军验证了拒绝援张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并加强了其在战后继续不给予张作霖特殊援助这一政策的坚定性。1922年10月发生的“西伯利亚押收武器丢失事件”使世间普遍认为，日军推行不同于外务省的“二元外交”，存在援张的秘密行为，但根据日本外务省留下来的原始档案来看，这一认识并不准确。

但是，“不援张”这一政策在经历了1923年对华国际共管、中国排日运动、中苏关系变迁等围绕中国问题的众多大事件以后，于1924年上半年发生了变化。随后，“援张”在陆军内成为统一政策，为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陆军的秘密行动和“二元外交”提供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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